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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他在位于重庆的朝阳学院法律系、国立安徽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等大学教授法律课程。

所谓精英法学院，最简化的标准就是所在大学是国家重点大学，以及较高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或者说就是一流法学院。【摘要】国内精英法学院的发展，不能只以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为导向。

参见 F． H． 劳森《圣殿:1850 年至 1965 年的牛津法学教育》，黎敏译，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沈达明、冯大同两位培养的学生有一些曾留校任教，典型的如早期的高西庆，留校后赴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读书，以后转做实务。归纳来说，本文研究的虽然是个案，但进行细致分析以后就不难发现，贸大法学院面临的问题与国内众多法学院系所面临的问题既有共性，也有差异。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贸大法学院虽然拥有国际法学的博士点和国家重点学科，但国际法的三个分支学科除了国际经济法勉强算作强项之外，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都相当弱，发展很不平衡。直到最近两年，全脱产博士生的比例才有较大的增加。

可参见王晨光《中国法学教育的结构失调及对策》，载《法制日报》2008 年 6 月 1 日第 9版。［4］58 开展跨学科法律研究与判例法研究也并不冲突。(43)分工的重要意义并非让人民获得更多利润，而是通过分工，使人民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从性质上来说，这种依赖从机械的依赖变成了有机的依赖，他们不是为了使自己高尚而和平共存，不过是因为和平共存而使自己高尚。

⑨法教义学因而认为如下教义是首先应当恪守的，当然不尽如此。如果从政治法角度审视，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恰好是：仅凭民主体制就能大体保证法律总是更多地体现了普遍的社会要求？法律是自由、公正、理性等人类最高价值的文字表达？或者说，议会民主体制下的现代政治就此可以保证法教义学教义来源上的纯正血统？同时，无社会根基的法律是否可能由于教义化而与社会事实之间原本就已极为疏远的关系变得更加疏远？当人们不信任任何权威的同时是否可能会养成同样不信任法律的社会事实？基于此，文章基本结构安排如下：一是简要梳理法教义学的基本教义，理清法教义学的抱负与诉求。此种语境下的法教义学，体现在法律、判例及学说之中，具有使用说明书的功能，将抽象的法律条文变为可操作的体系性规范。(54)See Joseph Cropsey,"Introduction to Hobbes's Dialogue",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71,p.14. (55)同前注(16)，第306页。

重光在《国民与人民之分别》一文中说：是故他国有国民，而我国则止有人民。相反，在民主的法治国家里经过法定程序制定的法律总是更多地体现了普遍的社会要求，法律是自由、公正、理性等人类最高价值的文字表达，大体上符合人类尊严和人道主义的要求。

但是，民主体制下，社会事实就是一种政治事实。或许有法学者认为，一个学科做不到这许多。但是，这个权力却扩展到整个社会，深入到社会上的每一个阶级，在暗中推动社会，默默地影响社会，最后按自己的意愿塑造社会。参见高旭等编：《〈觉民〉月刊整理重排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

它可能为善，但亦可作恶。也就是说，人民一词是奴隶的别称，是专制压迫和剥削的对象，是无产阶级。⑦H.L.A.Hart,Concept of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 ⑧林来梵、郑磊：《基于法教义学概念的质疑》，《河北法学》2007年第10期。这成了法教义学在政治法方面的第一教义。

(48)面向社会事实本身，是以现实所展示出来的问题为中心展开学术，而非以语言和逻辑构建的学术为中心比附社会。(41)[英]鲍桑葵：《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汪淑钧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0页。

这样才产生了以规范文本为基础的确定性政治(46)，也因此才有了上述法教义学所始终坚持的制定法及其规则效力。拉班德认为所有历史的、政治的和哲学的因素，对于以具体法律素材为基础的教义学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它的目标就是将反复无常的政治偏见、缺乏专业性的业余研究、新闻评论式的通俗话语从法律科学中排除出去。

为完成这一任务，舍逻辑之外别无他法。②舒国滢：《从方法论看抽象法学理论的发展》，《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因此，在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变得日益炽热的同时，政府的政治权力开始走向了一种技术化、专门化的经营。它常常让人受益，也对人形成巨大的威胁。根据这种理解，法治理论实际上被技术化为法解释学。(45)也就是说，过去的国家治理术针对的是人的身体，现代的国家治理术针对的是人的灵魂。

(17)托克维尔不仅仅列举了美国民主体制给美国带来的繁荣与稳定，更列举了民主可能产生的无限弊害。斯宾塞提出的表明人类社会真正性质的超有机体概念，试图使社会理论超越适者生存的生物学而迈入一种科学发现人民联合内在秩序的学术。

占领者在夺取一个国家的时候，应该审度自己必须从事的一切损害行为，并且要立即毕其功于一役，使自己以后不需要每时每日搞下去。学术自身不会产生问题。

宪法教义学、民法教义学和刑法教义学都产生了不少颇具分量的可喜成果，法教义学的研究立场甚至一度被认为最能彰显法学家知识与能力之真正力量①。而根据涂尔干的研究，沉睡的社会(社会整合的缺失)和亢奋的社会(社会整合的过度)同样危险。

是利于人民共和永续，还是短视偏见误国误民。因为他们相信实证主义的科学工具与任何意义上的世界观无关，从科学角度看，世界观不过是科学研究必须摒弃的偏见。进入专题： 法教义学 共同体 。所以，本文无意于否定法教义学的现实关怀、学术成就及其颇值称道的思维方式，而仅仅希望从政治法这一常读常新的独特学术立场出发，重新思考法教义学的教义来源及其可能的政治后果，并由此初步反思法教义学的政治基础缺失。

(19)[意]马基亚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3页。例如，孔德就自认为在社会学中对社会有机体论的统计分析与生物学中对个体有机体论的统计分析间建立起了真正的对应关系。

关于政治法话语，众多法教义学论著中，仅张翔教授在其《宪法教义学初阶》(以下简称张文)中作出了专门论证。他绝不会忘记提醒我们，权力而非其他任何东西是法学家精神得以塑造社会的秘密。

据信，实行统治的是法律，而不是人、权威或某个当权者。这种意志不受专制者左右，也不受众意的影响。

因此，政治基本诫命是，无论是何种学者，大凡学术都当把政治秩序合法性看得比政治秩序连续性更重些、更深远些。(25)他坚持着一种被列奥·施特劳斯所严厉批评的必定会导致虚无主义的观点：每一种取舍，无论其如何地邪恶、卑下或无辜，都会在理性的祭坛前被判决为与任何别的取舍一样合理。当前中国所处的历史时代急切呼唤自己的法学，且不论法教义学是不是这种法学，今天这个时代需要一种足以说明、解释和推动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走向健康良性发展轨道的法学理论，却是每个法学研究者心知肚明、孜孜以求的。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民主体制就是繁荣和稳定的象征？托克维尔说：任凭民主由其狂野的本能去支配，使民主就象失去父母照顾、流浪于街头、只知社会的弊端和悲惨、靠自力成长起来的孩子那样，而独自壮大起来。

孟德斯鸠说，在社会诞生的时候，是共和国的首领在制定制度，而此后，就是制度来塑造共和国的首领了。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即使以暴力方式从事损害行为，也可以区分妥善的使用和恶劣的使用，妥善使用的意思是说，为了自己安全躲避需要，可以偶尔使用残暴手段，当然前提是它能为臣民谋利益，而且之后绝不再使用。

人民以什么方式说话(对人民利益做分类化处理)。另可参见周尚君：《韦伯论技术政治及其现代性》，载许纪霖主编：《知识分子论丛》2009年第9辑。

(二)探寻人民联合的内在秩序 涂尔干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指出，一群乌合之众竟然组成了一个社会，一个杂乱无章的国家竟然要去寻求界限和限制，这在社会学家看来简直是一种骇人听闻的事情。⑤舒国滢深刻指出，这样一种受限的工作场域，也可能使法律家养成了多少有些僵化、呆板、偏狭、封闭的观察和工作的风格，在历史上法律知识与其他知识体系的阻隔既限制了法律家的视野，也导致法学外的知识人思考的偏狭。